精选王夫之的思想主张三条(45句文案)

王夫之的思想主张三条

1、身者道之用，性者道之体。合气质攻取之性，一为道用，则以道体身而身成；大其心以尽性，熟而安焉，则性成。……君子精义研几而化成其心，所以为作圣之实功也。(8)138

2、天以其阴阳五行之气生人，理即寓焉而凝之为性。故有声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义礼智以正其德，莫非理之所宜。声色臭味，顺其道则与仁义礼智不相悖害，合两者而互为体也。(8)102

3、本文参酌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写成，并以此文纪念恩师萧萐父先生冥诞九十二周年。

4、王夫之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出生于中小地主家庭，晚年隐居于衡阳石船山，故后人称他为船山先生。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是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

5、通俗点说，理想人格就是人们的榜样。从理论上说，在一定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制度中，出于现实的需要，人们的利益、要求、期望集中于某一个楷模身上，即为理想人格。理想人格是以美轮美奂的形态出现，对人们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对理想人格不同范型的探究中，学术界对圣贤与君子有较多的关注，但于“成人”考察的并不多。只是到了王夫之那里，“成人之道”才得到了较为系统地论述。一般地说，自然和人、对象和主体的交互作用，集体帮助和个人主观努力，是培养自觉的理想人格的一般规律和必由之路。3如果说，柳宗元注意到后一方面的话；那末，王夫之较多的侧重前一方面。两人都从不同的角度涉及到人格培养的规律与途径，都包含着合理的因素。王夫之实现“成人之道”的途径，是把它安置在实践的基础上。一方面不断使自然物人化，另一方面又在人化的自然中，不断发展着人的本质力量(“日新之命”)。在这一过程中，人向着求真、向善、爱美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光辉前景行进，这是王夫之“成人之道”给予的启示。在迈向小康社会的行程中，亟需激活传统文化中的资源，熔铸进时代需要的内容之中。王夫之建立在“日新”宇宙观上的动态人性论，以“日生”与“日成”、“身成”与“性成”相统为造就理想人格途径的思想。这是王夫之留给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6、1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二。王夫之在理欲之辨上，不像黄宗羲那样直接了当，宣称私欲是人的本性所在，而是主张“天理之节文，必寓人欲以见”。(《读四书大全说》卷八)关于这方面内容，学术界论述颇多。

7、“身”，指人的身体、感觉、欲望等等的综合，“性”，指仁义礼智等德性。“身成”，是指合理地满足声色臭味等感性欲望，“性成”，是造就以仁义礼智为核心的德性意识。王夫之说：(王夫之的思想主张三条)。

8、唯物思想：“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

9、五十四岁那年，他写出近百万字的《礼记章句》后，适逢吴三桂因不满撤藩之事而谋反的巨大政治事件。1674年，吴三桂攻入湖南，占领常德、岳州、长沙、衡阳等地。接下来，四川巡抚罗森、广西将军孙延龄、襄阳总兵杨东嘉、陕西提督王辅臣等先后举起反清旗号。接下来耿精忠也在福建反清，攻掠江苏、浙江诸州县，郑经也率军由台湾入闽浙。而吴三桂又假称明朝皇帝朱由检的第三子“朱三太子”在军中，以反清复明的旗号蛊惑民众。一时间许多民众也由衷地相信，王夫之也不例外。1674年，吴三桂攻下湖南后，王夫之到湘乡去访问至亲刘象贤，商议此次政治事件，并作有《上湘旅诗》，坦陈自己的疑惑与当时的气势：“山城犹百里，战伐不相知……回首巴丘北，银涛卷绣旗。”1675年，王夫之从寓居的衡阳北上岳阳，游长沙，访故人，一路所见所闻，多有诗作，但对时局的发展并不天真乐观，在与好友蒙正发《留别圣功》一诗中写道：“兴亡多事天难定，去住皆愁梦未真。”时局的发展也很快印证了王夫之的直觉。1676年，战局急转直下，先前的叛将、提督又纷纷降清，而吴三桂本人竟然在时局不利的情况下，于1678年在桂林称帝，并委托人来恳请王夫之写《劝进表》。对此王夫之愤然拒绝，并自称是亡国遗臣，所欠一死，为不祥之人，何能担此大任。于是又躲进深山，作《祓禊赋》以抒志，其中有句云：“思芳春兮迢遥，谁与娱兮今朝？”“阒山中兮无人，蹇谁将兮望春？”

10、王夫之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等都有所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是明清之际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王夫之的思想主张三条)。

11、仔细研读王夫在明亡后十二年所作的《黄书》，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王夫之早年的狂放其实有非常深厚的学术基础与经世之才的底蕴。《黄书》分七章，除最后一章“离合”讨论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历史变化周期之外，前六篇均是具体的政治策略与方法的筹画。《古仪第二》、《宰制第三》两章、表明王夫之对古代典章制度、中国的地理山川极其熟悉，而《慎选第四》则表明他对古代科举与人才选拔制度也有深入的思考。毫不夸张地说，《黄书》七篇较为充分地体现了王夫之的经世之才，如果历史条件许可，让他做一朝的宰相，当不负其职。其晚年所著《噩梦》篇，与黄宗羲“明夷待访”的意思可以相参较，所不同的是：王夫之不是待王者之来访，而是期盼有人理解他的文化理想。其所谓的“噩梦”，并非是对自己人生的悲观失望，而是担心中华民族没有人理解他的文化梦想，这才是最大的噩梦。这一“噩梦”与顾炎武所担心的“亡天下”的大噩梦，在精神上可以相通。好在20世纪以来，中华文化贞下起元，船山的“噩梦”并未来临，他的《俟解》一书，以及他的文化梦想，正在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志士仁人诠释、阐发，并发出新的思想光芒。

12、(6)王夫之.周易外传.北京：中华书局，19

13、(11)王夫之.尚书引义.北京：中华书局，19

14、经世致用，通达权变    王夫之生活在明清交替的动荡时代，洞悉世情的他极其反对空谈性命的义理之学，力倡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王夫之批评心学注重内省、鼓吹“心悟”的为学路径，认为这种轻视知识的清议思想只会助长“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不良学风。而面对明朝后期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那些高谈性命义理的学者们却束手无策，深刻暴露了清谈思想的弊端。　　面对“天崩地解”的社会巨变，王夫之在参加抗清复明运动失败后选择了避居山野。但是他并没有消极遁世，而是对历史和时局进行了深刻反思。他强调要把学术研究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以著说为武器，寻求挽救社会危机的良方。王夫之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在其史论思想中表现得最突出。他指出：“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强调要以史为鉴，以“求治之资”，通过深入思考总结历代王朝盛衰的经验教训，来为现实社会服务，充分发挥史书经邦济世的作用。王夫之指出，在读史的过程中还必须通达权变，他说“三代之法，不可挟以为名，治后世之天下”，因此不能盲目效仿古代的经世之法，需与时代需要和趋势相契合，评史论政，找到一条能够切实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革新道路。王夫之也亲自践行了这种经世致用的治学之道，他结合自己对历史和时局的思考，对兵戎、赋役、礼制、刑名等关乎国计民生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旨在“去危即安、兴利除害”。　　王夫之生平践履笃实，在读书治学上反对空谈义理、重视经世致用；在安身立命上，始终坚持士人精神、践行君子人格，追求外王却能够挣脱名利的樊笼；在大道不彰时能够守静持重、潜心著书。在时代潮流的激变中，“经世致用”是王夫之的治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特点，这反映出一个思想家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时至今日，我们仍能从王夫之的治学思想中获得深刻启发：读书首先要立志得法，体察书中的微言大义；其次要慎思笃行，正确处理“知”与“行”的关系；最后要通达经世，为现实的社会人生服务。

15、圣人“无情”为“无我”的具体化。王夫之以为，在“成人之道”过程中，“我”起着关键的作用。王夫之说：“或曰圣人无我，吾不知其奚以云无也?我者德之主，性情之所持也。”(12)120认同“圣人无我”，理想人格就失去了载体。讲“我”一定要兼顾“德”与“性情”，理想人格实现的途径是“性成”与“身成”的统一。理学家强调“我”在与外界事物接触中，可以不产生任何感情与情欲。程颐在《伊川易传》中对艮卦的解释时说：“不获其身，不见其身也，谓忘我也。无我则止矣。……外物不接，内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于止为无咎也。”(14)968艮卦的本义，是山峰巍然对立，寂然静止之意。与“外物不接、内欲不萌”的禁欲主义毫无瓜葛。咸卦的本义，是阴阳二气的交互感应，而程颐也作了“无我”的诠释：“圣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旸，无不通者，无不应者，亦贞而已矣。贞者，虚中无我之谓也。”(14)857-858

16、编辑：李雅媛(灵武市第三小学姜俐冰工作室成员)

17、禽兽终其身以用天而自无功，人则有人之道矣。禽兽终其身以用其初命，人则有日新之命矣。有人之道，不谌乎天；命之日新，不谌其初。俄顷之化不停也，祗受之牖不盈也。一食一饮，一作一止，一言一动，昨不为今功，而后人与天之相受如呼吸之相应而不息。息之也其唯死乎!(12)133

18、1686年(六十八岁)，重订《周易内传》及《发例》。又写出《四书笺解》十一卷。

19、(16)黄宗羲.孟子师说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

20、王夫之关于人性的观点，有其特点。在中国哲学史上，自先秦诸子至宋明诸儒，都局限在性的善恶方面，而王夫之却主张人性是后天学习而成的，是“日生则日成”、“继善成性”的。王夫之认为，人性是一种人类所具有的潜在的发展能力，即所谓“气禀”。这种能力在生活环境变化过程中，通过“新故相推”而发展，因此人性是“屡移而异”，“未成可成，已成可革”的。人性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日生日成”以至于善的。

21、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中，对“道”与“德”的内容及其关系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人们对于一般的“道”，应该遵循和笃信，而对于具体的“德”则应加以变通和弘扬。

22、王夫之在强调“自勉”的同时，还指出注重“自得”，即学习积极性原则。虽教亡益。”他强调学生学习要有“求通之志”，即要有学习心理上的准备和努力钻研的精神，然后再有教师的启发式教学，就会获得好的效果。这就是“教在我而自得在彼”的道理。

23、1679年(六十一岁)，《庄子通》写成。该年秋，开始著《四书训义》。

24、1681年(六十三岁)，病哮喘。始撰《相宗络索》。又为门人讲解《庄子》，写《庄子解》，与《庄子通》相表里。这一年起，直到逝世为止，每年都有一本新著问世，爆发出巨大的精神创作能量。

25、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集大成而又开创新规模的思想家，为数寥寥，孔子集周代文化之大成，删削六经而开启汉以后中国经学思想的整体规模，经过两千多年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共同诠释，成为传统思想与文化的主流与大宗。其后有董仲舒、朱熹二人承其绪，朱子之后五百馀年而有王夫之一人。与董仲舒、朱熹二人的生活环境不同，王夫之在一个动荡、艰苦的环境之中，完成了几近五百万字的创作工作，就其著作的文字数量而言，接近朱熹，就其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继承与创新的角度看，接近孔子。生当今日和平年代，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王夫之思想创作的内在动力究竟何在？这应当是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

26、不同：①黄宗羲：继承先秦民本思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激烈 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②顾炎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特别倡导实学，积极求真并实践。③王夫之：哲学贡献大，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

27、一一本文选自《文史知识》2016年第7期“人物春秋”栏目

28、王夫之于《章灵赋》及自注中所表达的人生志向，在后来的生活实践中一一得到印证。1654年，清兵再度攻下湖南，王夫之受到通缉，他在逃亡的艰辛岁月里，开始了以教书为生的生活，在一些破寺庙里为从游的学生讲《春秋》中的“夷夏之防”思想。1655年，在晋宁的荒山破庙里，为从游之诸生讲《周易》，并开始了他平生第一本经学著作《周易外传》的写作工作。同时又作《老子衍》一书初稿，对道家的思想做“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的批判与吸收工作。又于1656年三月写成《黄书》，总结汉民族败亡的教训，提出了大反“孤秦”“陋宋”的反专制政治的思想，提出了“公其心，去其危”，充分发挥中原地区人民的智力，以治理轩辕以来华夏大地的政治理想。在政治权力交替的问题上，他甚至提出了“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的激烈的民族主义主张。从1655年到1669年这近十五年的时间里，王夫之基本上是在一种动荡的生活中完成了大量的经学著作，1663年完成《尚书引义》初稿，1665年完成《读四书大全说》十卷，总结宋明理学的精神遗产，在理气、道器、心物、心理、知行、理欲等方面，明确地阐发了一种以唯气论为思想基础的哲学思想，摒弃了程朱理学“理本论”的思想，提出了“气外无孤立之理”，道不离器，“欲之正当处即理”，知行常相须，行可兼知等新的思想命题。自1969年夏，王夫之又相继写出了《春秋家说》三卷、《春秋世论》二卷，《续春秋左氏博议》上、下卷。这些经学著作均是引古以筹今，阐发自己的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思想。到1669年冬，王夫之由败叶庐迁到“观生居”，自题观生居堂联道：“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这既是对他以往十五年来借六经开生面的人生著述活动的一次小小的总结，也是对他五十岁以后人生的一次重新规划。而他作为明朝遗民的巨大而深沉的痛苦，也只能从他“乞活埋”的痛苦呼喊中去体味。

29、王夫之(1619年－1692年，即万历四十七年－康熙三十一年)，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或署一瓢道人、双髻外史，晚年隐居于形状如顽石的石船山，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学者遂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明末清初大儒。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

30、不同：①黄宗羲：继承先秦民本思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激烈 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②顾炎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特别倡导实学，积极求真并实践。③王夫之：哲学贡献大，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

31、1691年(七十三岁)，久病哮喘，四月《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定稿。

32、1677年(五十九岁)秋，《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定稿。其中《大学》《中庸》依朱子旧注。萧萐父先生认为这部著作“盖授徒讲，非自得之作”。

33、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2-9869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34、1687年(六十九岁)，开始写《读通鉴论》。

35、王夫之以为，不能像理学家那样，以“存理灭欲”为实现理想人格的途径：“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1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其共同点是强调出“人欲”与“天理”之间的对立。理学家以为，饥食渴饮为“欲”，为人的生理需求；食求甘美为“人欲”，为提升自身需求的进一步要求。肚子饥饿了，吃个白馒头是“欲”，想吃一顿丰盛的宴席就是“人欲”了。2对这样的区别，王夫之是不认同的：“苟食其鱼，则以河鲂为美，亦恶得而弗河鲂哉?苟其娶妻，则以齐姜为正，亦恶得而弗姜齐哉?”(12)60吃鱼，为什么不吃河鲂这样的美味呢?娶妻，为什么不以美女齐姜为正选呢?理学家心目中的“天理”，有着多重内涵。“天理”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本体，又是客观世界里事物中存在的规律与法则，这是从哲理上说的。“天理”为伦常秩序与等级制度，即通常所说的“三纲五常”。这是从社会意义上说的。理学家断言，“人欲”是要灭绝的，“天理”是要提倡的。朱熹说得很干脆：“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理。凡人不进便退也。譬如刘、项相拒于荥阳、成皋间，彼进得一步，则此退一步；此进一步，则彼退一步。”(17)224-225主观设定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王阳明主张，“必欲此心纯属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此作圣之功也”。(18)66理学家的目的，是想否认人性中感性欲望与德性意识之间的血肉联系。王夫之没有否定“天理”，认为“天理”与“人欲”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二者可以互相转化：“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9)519他坚决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以为这是同一天空下人的本性所在的：“盖凡声色、货利、权势、事功之可欲而我欲之者，皆谓之欲。”(9)369王夫之强调的是，不只是生理需求，就是进一步的心理需求，也要得到合理的满足。王夫之批评了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这种观点在理学家那里被称为“圣人无我”：

36、人性的发展过程，在王夫之心目中，是感性欲望的满足与德性意识的造就相互统一的过程：

37、(2)欧洲：批判天主教会，直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专制制度，并提出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38、(5)王夫之.四书训义船山全书：第八册.长沙：岳麓书社，19

39、1682年(六十四岁)，《说文广义》两卷写成。十月，《噩梦》一书写成。

40、他认为学要博学而思要深入，学要尽量吸取过去的成就而不可任凭自己的主观意测，思要注意独立思考，深入钻研，不可为过去的经验框子所拘牵。学习的知识面愈广阔，思考愈加深远，愈可贯通。深入遇到困难，感到不够深刻就会愈益了解博学的必要。二者同时并重，互相促进，这样才可使学习有进步。为学教人都必须重视学与思的结合。王夫之的观点，发展了先秦儒家学思结合的论述，同时反映了王夫之朴素辩证法的思想。

41、“他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气魄，对自先秦至清初两千多年的文化遗产予以批判总结，几乎在传统哲学的所有范畴和命题上，都提出超越前人的见解”。上述评论中的“他”应是

42、“成人”说自孔子提出后，虽有荀子与柳宗元的呼应，但不够深刻。荀子显得过于笼统，柳宗元仅从师友对人有“以成”与“增善”一个侧面来丰富之。对“成人”作了全面而深刻诠释当属王夫之了。王夫之认为“成人之道”是除了圣人之外都需要学习的：“自非圣人，必以学成人之道。”(5)7在如何实现“成人之道”上，王夫之新意迭出。他的“成人之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易传》“继善成性”命题的发挥，提出“性日生而日成”，把人性理解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是在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实现的。二是主张“身成”与“性成”相统感性欲望的满足与德性意识的铸就，为实现理想人格必由之途。

43、1684年(六十六岁)，病中写成《俟解》一卷。

44、一个人只有在欲望(“声色臭味”)充分得到了满足以后，才能成为汤、武那样的圣人，因而理想人格决不能是理学家所说的“存理灭欲”的“圣人”。王夫之以为，像程颐所说那种“外物不接、内欲不萌”的情况，是不符合实际的冥想：“君子之道，求之己而已矣。求之己者尽性者也，尽性则至于命矣。货色之好，性之情也”、“人有需货之理而货应之，人有思色之道而色应之。与生俱兴，则与天地俱始矣。”(12)104“我”作为思维与行动的主体，也是情感的受体，活生生的人，在接触外界对象时不会是无动于衷的。人们对“货色”的追求是与生俱来的，是合乎人性的，是合符“性之情”的。欲望是人性的体现。活生生的人都是有欲望的。欲望的产生与滋长，是人们对物质利益或精神生活的正常渴求，也与外部世界各种诱惑对人的吸引相关。人们有对货物与异性的追求，外部世界就会以“货应之”“色应之”。如程颐所说的“无我”，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无非是理学家禁欲主义为达到道德目标而设想的主观境界。王夫之以为，理想人格不是灭绝了人欲的“无我”，而是对天下人的幸福与疾苦的感受如同亲身体验的人，而是敢于担当天下重任的大丈夫：“吾惧夫薄于欲者之亦薄于理，薄于以身受天下者之薄于身任天下也。”(1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