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王阳明心学内容(91句文案)

王阳明心学内容

1、大意：现在有些人在吃饭时，即使无事，他的心也经常忙乱而不安定，只因他这颗心忙惯了，所以收摄不住。

2、价值观是指人们在认识各种具体事物的价值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事物价值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本质就在于如何与他人，与社会相处。这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大智慧。“如好好色，如恶恶臭”，知行合一。这就需要听从你的那个“本”。你需要听从你内心良知的指引，去判断和取舍各种各样的价值。

3、这句是讲在克服主观私意时的功夫要务求精纯，本质仍是一个为学之心是否“诚”的问题。去私欲犹如除草，必须斩草除根。容一毫私欲在，就是容许心中那份懈怠在。

4、次年，纵是千般万般不情愿，王守仁还是带上新妇踏上了返京的路。途径余姚老家，暂时安顿下不久，给了他开放启蒙教育与生命自由气象的祖父便去世了，留下祖母孤独地守着空屋和竹林。祖父去世，陌生的妻子在侧，老屋和生命一道空旷了起来，他想抓住点儿什么。他想起了接受的科举教育里他最认同的朱熹“格物致知”之法，面对这片自小最熟悉的竹林，他能否凝视冥思直至“格”出“真知”，透过竹子的青翠外皮看到它的内在实质呢？他把自己拘在竹轩，目视竹子七天七夜，可满心期待的顿悟仍无出现迹象，他却因双眼昏花而不得不放弃了。也许……也许，真知本就不在心外，欲透过外界去认识真理和实质，其实是不可能走通的一条死路？(王阳明心学内容)。

5、 所谓“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承认每一个人都具有先天本体；从本体上说工夫，也是从以上角度去考察本体对工夫的作用。在王阳明看来，人的后天工夫、知行活动，包括道德实践、政治运作，都是在以上本体的引导之下展开的。所谓“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则是从工夫上说本体，其内在涵义在于肯定：本体固然先天具在，但在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人往往既未真正意识到本体的内容，也尚未自觉地把握这种本体所具有的意义。只有在工夫的不断展开过程中，个体才能逐渐自觉意识到他所先天具有的本体及其多方面的意义。 从本体与工夫的以上辨析看，王阳明的心学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他预设了先天本体，认为每一人来到这个世界时都已具有这种先天本体；另一方面，他又肯定先天本体一开始仅仅呈现“虚悬一格”的形态，如果缺乏后天的工夫，则“虽有而若无”。只有经过工夫的长期积累过程，人才可能真正地意识到本体的内涵。 王阳明的以上理解体现了对本体、工夫关系新的理论思考。这里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对本体的意义的肯定。从中国哲学史上看，并非所有的哲学家都承认本体。禅宗提出“作用为性”，“性”与本体处于同一序列，所谓“作用为性”，也就是把人的偶然举止，诸如行住、坐卧、担水、砍柴等都看作人之本性，这种看法实质上以为人的行为无需内在本体的引导，只需跟着感觉走，其内在旨趣是消解本体。相对于此，王阳明承认本体的存在及其作用，肯定人作为一个自觉主体，其行为需要受到内在理性意识的引导和制约，无疑展现了不同的视域。同时，他又注意到本体乃是通过工夫的展开而为人所逐渐意识，并形成现实的作用。在王阳明的心学中，本体和工夫的如上讨论，与致良知说密切联系在一起，相应于本体工夫之辩，王阳明一方面预设良知的先天性，另一方面又强调先天良知需要通过后天之“致”而达到自觉的意识。这一意义上的致良知说固然尚未放弃对先天之知的承诺，但同时又通过肯定后天之“致”而限定了良知先天性的意义。本体与工夫之辩以及致良知说的以上二重性，为扬弃对本体和良知的先验理解提供了逻辑前提。 王阳明的心学当然包含更为丰富的内容，但从以上所述便不难注意到其中体现的注重理论探索这一浙学特点。在本体论上，心学对世界的理解展现了理论视域上的转换，其进路不同于程朱理学。在本体与工夫的关系问题上，它也超越了禅宗消解本体的视域，并在肯定本体意义的同时，又注重工夫的作用。这些方面都蕴含了新的理论见解。 浙学注重批判意识，王阳明的心学同样表现出与主流的理学不同的思想趋向，并由此呼应了浙学的批判精神。从更实质的方面看，心学同时在内在层面上为浙学的批判意识提供了思想的根据。从王阳明关于心和理的关系以及良知的论说中，可以比较具体地了解这一点。在王阳明之前，程朱一系的理学比较注重普遍的天理，陆九渊的心学则强调个体的吾心。与之不同，王阳明认为心和理无法相分：心即理。心和理的相互联系，有其具体的依托或承担者，后者即表现为良知。这一意义上的良知既非普遍、抽象、空洞的天理，也不仅仅是个体意识，而是以两者的统一为内涵。对良知以及心与理关系的以上理解，同时为浙学的独立思考、批判意识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在仅仅执着于普遍天理而疏离个体之心的背景下，往往容易习惯于服从外在的要求或根据权威的观念去行动，而缺乏自己独立的判断。 

6、《明史》称赞王阳明说，“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王士祯赞其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

7、感悟：是人都有私心，都会注重自己的利益，每个人的付出都是需要得到回报的，这是人之常情。所以朋友之间以彼此谦让为基础，不仅每个人的利益不会受损，双方在互帮互助、互利共赢中还能使彼此获得更大的利益。两人之间的交情，也会随之越来越深。

8、汝若以厌外物之心去求之静，是反养成一个骄惰之气了。如若不厌外物，复于静处涵养，却好。

9、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

10、我们之所以不一定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好做完善，不是因为事物本身有什么毛病，而是我们自己的心灵状态有不端正。事物本身总是无所谓端正不端正的，如果我们以端正的心态去做事，那么事情就能够做端正、做完善。心态端正的标准，就是符合我们自己本有的“良知”，“良知”就是我们自己的“定盘针”，是我们“自家的准则”。依着这个“自家的准则”去做事，就是“致良知”。

11、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在无事时能保持内心平静，一旦遇到问题就内心慌乱。王阳明认为，历事才能练心，在事上磨练，内心才会拥有强大力量，个人才能真正成长。这一观点可谓意味深长。(王阳明心学内容)。

12、知行合就是要致良知。王阳明中年之后很少提及知行合原因在于知行合一已经融入到致良知这一更为简洁凝练的命题。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致良知就是知行合诚如明儒刘宗周所言：“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即功夫即本体，即下即上，无之不一”。

13、王学以心(良知)立言。又以良知释心，心(良知)就构成了王学的基石。他认为“心即理”、“良知”是心之本体。这种“知”是不待虑而知，不得学而能的本然。

14、人须是知学。讲求只是涵养，不讲求只是涵养之志不切。

15、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发病。

16、王阳明一语道破天机——那只是因为你的得失之心太重，只想要好的结果，恐惧得到坏的结果，于是就蒙蔽了自己那颗本来能泰然处之、平和应对的心。起伏得失本是常态，尽力而为、顺其自然才是合理的态度。

17、原文：汝若以厌外物之心去求之静，是反养成一个骄惰之气了。如若不厌外物，复于静处涵养，却好。

18、朱熹认为心是分为“人心”与“道心”的，道心是天理的体现，是“原于性命之王”，是义理之心，是人心的主宰；人心是气质的表现，故而必须接受道心的主宰和统领，此即“心统性情”。

19、阳明说：“致者，至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尔。”“致”就是“至”的意思，“至”既可以表达“极”的意思，也可以表示“至极”。因此，“致良知”一方面是说，要使人的良知发挥到极致，另一方面也指这个发挥到极致的过程。而发挥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孟子扩充四端之说的发展，阳明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只是这个灵能不为私欲遮隔，充拓得尽，便完完是他本体。”其实，良知是事物本有的，但是却为私欲所阻，亦即“常人之心，如斑垢驳蚀之镜，须痛刮磨一番，尽去驳蚀。”所以“致良知”就是要冲破私欲，不让良知受阻，从而扩充到事事物物之上。

20、原文：若无有物欲牵弊，但循著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

21、王阳明看到陆九渊的“本心”的合理性和朱熹与陆九渊的分歧之处的扭结点，自己对陆九渊的“心”学和朱熹的“理”学做了综合创新和发展。王阳明通过“心”去囊括陆九渊的“心”和朱熹的“理”，最终通过自己的体验和综合，形成“心”学体系。

22、王阳明一生写过许多文章，被收入《古文观止》作范文的有三篇，其中有两篇是被贬贵州时所作。在《象祠记》一文中，阐述了“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哲理，萌发出“致良知”的思想。

23、《自杂谈》，其与朱熹所说的“理为天地、人物存在之本，是先于宇宙而存在”明显不同。结果，朱熹主张由道问学，强调格物致知，即穷物理，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以为人的道德水准必将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进。

24、 考察王阳明的心学与浙学的关系，首先需要对浙学本身有一大致的把握。宽泛而言，浙学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上的浙学曾为朱熹所论及，在他看来，“浙学却专是功利”这一意义上的浙学主要指宋代的事功之学，包括永嘉、永康等相关的学派；广义上的浙学，则是与“浙”地相关的思想流派。后者在时间上既可由宋代的事功之学向前追溯，也可以由之向下延伸；往前可以推到汉代的王充，向下则至少可延至清代。谈心学和浙学的关系，其中的“浙学”主要是就广义而言。 浙地之学不仅仅与“浙”这一地域相联系，而且在内在的思想层面和思维倾向上，亦有相通之处。尽管从外在形式看，同为“浙”地之学，有的侧重于哲学，有的偏向历史，其中的学术进路、学术方向也各有不同，然而，其中不同的人物、学派又具有某种家族的相似性。具体地看，浙学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浙学或浙学中的人物，都呈现注重理论思考或理论阐发的趋向。早期的王充虽常被称为经验主义者，但事实上在理论上也有不少建树，其思想不乏独特的哲学见解。后来浙学中的人物也从不同层面上表现出类似的趋向，以前面提到的永嘉、永康学派来说，尽管他们在总体上被称为事功学派，但同时又从物、道、势与人的关系等方面对传统儒学作了阐发，其思想并非仅仅“事功”这一概念可以简单加以概括。相对于就事论事、就材料论材料的学术进路，浙学更注重理论的创造。 其次，浙学具有批判的意识。浙学和主流的文化学术常常并不一致，其中的人物往往很有个性，并勇于质疑、挑战主流的思想。王充在汉代“问孔“”刺孟”，完全无视儒学独尊之后孔孟已逐渐成为重要文化符号，其锋芒指向的是当时的正统意识形态。后来宋代浙地的事功学派，也展现了与主流的理学不同的进路。浙地的心学同样如此，其思想以抗衡正统理学为特点。可以说，批判精神和批判意识体现了浙学的普遍趋向。 其浙学的共同思想取向，体现于对现实的关切。浙学中的人物，不同于书斋型的思想家，他们也并非仅仅限于闭门涵养，而是更多地将目光放在社会现实及其变迁过程。从王充之学，到宋代浙地事功学派，再到清代浙地学者，都从不同的层面上表现出对现实、对社会问题的关切，并试图为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提供思想的资源。 其浙学的特点还表现在其内含的历史意识。浙学中的不同人物和流派，都关切历史，注重社会、思想的变迁。王充对学术、思想问题的思考，往往与历史的回溯相联系，而不是仅仅停留于特定的问题本身。后来事功学派同样注重历史沿革，注重整个历史过程中的变化以及这种历史变迁的原因，注重历史人物的作用。如后文所论，直到王阳明、黄宗羲都是如此。 

25、阳明心学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观的指导，为我们提供方法论。

26、三是你找到了人生使命愿景理想目标，开始用生命的自由意志主导人生。

27、王阳明早年学习佛学，非常认同禅宗“明心见性”的宗旨。禅宗的“明心见性”的修持，也自然影响了他的心学。我们通看《王阳明全集》会发现，王阳明的诗文中引用佛家的经典很多，如《法华经》《金刚经》《涅盘经》《楞伽经》等，但是引述最多的还是《坛经》和《传灯录》。(2)尽管王阳明阅读佛经较多，甚至早年还“出入佛老者久之”，但是后来他明白了佛教只是“为己”，最终转入儒学，又从儒学转人心学。他曾对学生萧惠说：“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汝今所学乃其土苴，辄自信自好若此，真鸱鹗窃腐鼠耳!”(《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上》卷一)虽然王阳明这样自我反思自己的学习经历，但是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心”学之镜对他的影响是终生的。

28、来源：《哲学分析》第11卷第3期2020年6月

29、在阳明心学中，无论是哪个主张，其实本体、功夫、境界都是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本体是实践工夫所以发生的逻辑出发点，工夫是本体现实存在的依据和表现，二者的区别在于，本体是形上的无方所、无定形，工夫则是具体的、实践的，关于具体的工夫，可以说有两种，一是事上磨练，一是静处体悟，但阳明又说“上根之人，世亦难遇，此虽颜子、明道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也就是说，这两种工夫，虽然一种是渐悟，一种是顿悟，但是顿悟只是针对上根之人而言，对于中下根的人来说，应采取渐悟的方法，在这里，则所有的人都被包含在修行工夫之中了。而工夫除了受本体规定外，同时又受境界的制约，境界则是指主体在修养功夫中的追求指向及其呈现。这样，工夫和修养实际上就是同一种实践活动，而本体与境界则是代表着这一实践活动的始末两端。这三者具有三位一体的特点：从形上的角度看，它统一于本体；从形下的角度看，它落实并实现于工夫；从指向上看，它又归宗于境界。然而，阳明的论述始终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和回溯的。

30、 对王阳明而言，普遍天理与个体之心紧密相连，普遍天理的作用也离不开个体之心，在人的知、行活动中，心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心与理的交融，构成了独立判断和独立思考，并进一步批判性地理解观念世界外部世界的前提。事实上，王阳明的心学中确实不仅仅为人的独立思考、批判的观念提供了根据，而且在其思想中也不难看到实际的自思、自得趋向。 如所周知，王阳明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良知准则论”：“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7 良知即人自身具有的内在准则，按王阳明的理解，判断是非对错，并不仅仅取决于外在的意见，而是需要诉诸人自身的良知。由此，王阳明进一步指出：“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8“求之于心”，也就是诉诸自身的独立判断，如果良知告诉你某一观点是错的，那么，即使这个观点是孔子提出的，也不能认为是对的；另一方面，如果内心判断某一看法正确，那么，即使这一看法出自普通人，也不能认为是错的。这里的关键在于自己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自己认为不正确，就应加以拒斥，而不必理会这一观点已为权威所认可；反之，自己判断是对的，则即使是常人提出的观点，也要坚持。这可以被视为王阳明心学所体现的另一重浙学精神。 前面提到，现实的关切构成了浙学的又一特点，在王阳明的心学中也不难看到这一点。王阳明曾提出知行合一说，这一理论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从认识论上看，知行合一的涵义之一在于将知和行的统一看作动态的过程。如前所述，王阳明认为每一个体先天就具有良知，但这种先天良知并不是一开始就为个体所自觉意识，要真正理解和把握良知的内涵，需要经过行的工夫。在这里，知与行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从先天之知出发，经过行，最后达到自觉之知。以“行”为中介，作为出发点的“知”与作为终点的“知”既呈现不同形态，又相互交融。 

31、须是大哭一番了方乐，不哭便不乐矣。虽哭，此心安处即是乐也。

32、王阳明弟子：据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列名记载，就有六十七人之多。这些“王门弟子”，继承王阳明的讲学传统，亦到处办书院，传播王学。

33、大约在五百年前，王阳明在龙场悟道，阳明心学横空出世，自此之后，追随者无数。

34、知行合就是要在思想源头上树立善的理念，清除恶的念头，在一念发动时即能为善去恶，“我今说个知行合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35、感悟：王阳明告诉我们，入世做事才是人生修行的最好法门。因为如果心不静而躁动，这些躁动就会在做事时被充分地激发出来。而要把事情做完、做好，就势必要尽量调伏自己的心、耐住自己的性。而这，正是对心性的最好磨砺。

36、在整个宋明理学中，“心”与“理”之间的关系是基本哲学问题之对心、理问题的解决是理学以“本体—功夫”为基本结构的全部体系的决定基础。在这方面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坚持不同的意见：程朱理学坚持“性即理”，而陆王心学则坚持“心即理”。

37、《大学》有“致知在格物”语。王守仁认为，“致知”就是致吾心内在的良知。这里所说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他认为，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致”本身即是兼知兼行的过程，因而也就是自觉之知与推致知行合一的过程，“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良知”是“知是知非”的“知”，“致”是在事上磨炼，见诸客观实际。“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知行合一。“致良知”是王守仁心学的本体论与修养论直接统一的表现。

38、感悟：很多人都以为圣人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存在，可望而不可即。王阳明则告诉我们，圣人其实很简单、很平常，就是知道善恶，并能从善如流、嫉恶如仇。这就是大道至简。可说起来容易简单，又有几人能做到呢？

39、良知的说法是由孟子提出的，“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在这里，孟子显然是指每个人生来就有的一种道德意识。此外，孟子还有四端之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阳明则提出：“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在这里，阳明把孟子的“良知”和“四端”结合起来了。

40、王阳明说，人为了生存，难免要追求一些能使自己感到安全的东西，诸如金钱、名利、地位。不过，有的人是在“良知”的指导下追寻这些，有的人却只是一门心思地追求外物。如果我们的内心永远盯着那些外物，必然会累得死去活来。

41、大意：如果没有物欲牵累蒙蔽，只靠良知去发挥作用，那么就无时无处不是道。然而，平常人大多被物欲牵累蒙蔽，不能遵从良知。

42、知行合是强调知行一体，不要把知和行分作两节工夫来看。这个是阳明针对很多人知而不行的弊病提出的命题。

43、 而遗民顾炎武却将明亡归咎于王学的空谈误国，“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之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清张烈也认为，“阳明一出而尽坏天下之学术，坏天下之人心。”

44、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45、一是内心明白了宇宙天地的法则规律真理，认真遵循，不对抗不偏离。

46、在内外结合方面，王阳明认为，致良知统摄了儒家修身的全部内容，不仅统摄了内圣，而且统摄了外王，使内圣与外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此正详言明德、亲民、止至善之功也。盖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虽亦皆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事”。

47、感悟：对于那些不地道的人，讲理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满脑子的歪理邪说，永远能拿来跟你胡搅蛮缠，要说服他们等同于改造他们的整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怎么可能！

48、以言语谤人，其谤浅。若自己不能身体实践，而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是以身谤也，其谤深矣。

49、 首先，与王阳明“从工夫上说本体”的进路一致，黄宗羲强调，“必须工夫，才还本体”也就是说，唯有基于工夫，才能够真正地把握本体。由此，黄宗羲提出了仁义是虚，事亲从兄是实说：“盖仁义是虚，事亲从兄是实；仁义不可见，事亲从兄始可见。”12 仁义即当然之理，它构成了本体的具体内容之事亲从兄则指后天的践履活动，属广义的工夫。按照黄宗羲的看法，仁义在没有落实到工夫的时候，主要表现为抽象的形式(虚)，只有经过“事亲从兄”的实践工夫，仁义才会获得现实的意义。 从以上观点出发，黄宗羲进一步认为“无工夫则无真本体”：“无工夫而言本体，只是想象卜度而已，非真本体也。”13质言之，没有工夫，则本体本身将不复存在。这样，本体不仅需要通过工夫来了解，而且其存在也依存于工夫：离开了工夫，本体便将仅仅是抽象和想象的东西，缺乏真切实在性。 最后，黄宗羲对本体与工夫的关系作了总体上的概括：“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14这一观点在理论上对本体与工夫之间的关系作了比较全面的理解。前面提及，在王阳明那里，本体与工夫之间还存在某种张力：一方面，他认为本体具有先天性，其形成并非基于工夫，另一方面，他又肯定本体需要通过工夫而达到；本体的先天预设和工夫的后天展开之间彼此相对。黄宗羲的以上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以上张力。一方面，“心无本体”，表明人心并非一开始就具有本体，本体乃是在工夫的展开过程中形成的，由此，黄宗羲扬弃了王阳明预设的先天本体。另一方面，黄宗羲将工夫和本体的关系理解为动态的过程：本体形成于工夫的展开过程，工夫的进一步展开又需要本体的引导。在工夫与本体之间的互动中，本体获得了越来越丰富的内容，这种本体反过来又进一步指导工夫，二者在互动的过程中不断达到统一。黄宗羲对本体与工夫关系的以上理解，较好地解决了明代中期以后所展开的有关本体与工夫问题的论辩，这是理论上的重要推进，它从一个方面展示了浙学注重理论思考的特点。 

50、  前面提到，王阳明的心学不仅仅自身体现为浙学的特定形态，而且对浙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黄宗羲曾提及“浙中王门”，其中谈到了很多浙地的人物，如钱德洪、徐爱、王畿等，心学对这些浙中人物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更具有思想史意义的角度来看，不能忽视王阳明的心学对明清之际浙学的影响，具体地说，需要关注心学对黄宗羲思想的影响。黄宗羲是明清之际浙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思想的层面上，黄宗羲多方面地受到心学的影响，可以说，王阳明的心学乃是通过制约黄宗羲的思想而在这一时代的浙学之上留下了具体的印记。与王阳明一样，黄宗羲思想也包含丰富的内容，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讨论。此处主要联系浙学的一般特点，简略地考察王阳明的心学对同为浙地思想家的黄宗羲之影响。

51、王阳明的心学的独特价值在于，强调心的作用，强调人的生命洒脱活泼的灵明的体验。因为，对于一个人来说，心境澄澈，则心无挂碍，才能达到大境界。

52、摘要：王阳明的心学主要汲取和综合了孟子的“心”思、禅宗的“心”境和陆九渊的“心”本等思想，孟子的影响是间接的，陆九渊的影响是直接的，禅宗的影响是启发式的。这些影响使得王阳明成为心学集大成者，这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53、这三个东西让良知变得真正完整起来，良知真正建立起来的人，内心秩序非常顺畅，能量状态非常强大，智慧变得特别发达，身体器官变得异常敏锐，凡事一眼看穿，有如神助，处处呈现奇迹。

54、阳明心学其实可以用几个核心命题串起来理解，主要是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知行合一和致良知。

55、致良知是中国明代王守仁的心学主旨。语出《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56、大意：人应该通过经历各种事情磨练自己，才能立足沉稳，才能达到“无论动还是静，都能保持心中沉定”的境界。

57、原文：大凡朋友须箴规指谪处少，诱掖奖劝意多，方是。

58、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功夫说闲话，管闲事？

59、王阳明的哲学主体是“心本体论”，也就是说，你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你脑子里的全部，就构成了你的全部世界。

60、这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和做事方法，很多人的毛病和苦恼的根源就是想的太多，做的太少，大脑一直在空转空耗，不断的滋生一堆垃圾，又不自主的让这些垃圾指挥身体，最终的结果就是碌碌无为，厄运不断。

61、(1)王博．中国儒学史(先秦卷)(H)．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

62、王守仁(号阳明，下文王阳明即此人)首度提出“心学”两字，并提出心学的宗旨在于“致良知”，至此心学开始有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其中心学最著名者六人，据黄宗羲《明儒学案》载:“南中之名王氏学者,阳明在时,王心齐、黄五岳、朱得之、戚南玄、周道通、冯江南,其著也。”

63、原文：日间功夫觉纷扰，则静坐。觉懒看书，则且看书。是亦因病而药。

64、大意：谦虚是一切善的基础，傲慢是一切恶的源头。

65、这是积极入世的精神，你不要像个和尚道士一样远离红尘，跑到深山里避世，光在脑袋里想，想的比做的多，你必须去做良知指引下，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情，边做边悟边验证，边修补边完善边提升，懂了才能更好的做，做了才能真正的懂，才能懂更多。

66、禅宗以“明镜”喻人的“真己”。“真己”就是放弃和忘却一切外在的杂念，回归人本性的空明澄清的境界。这也是一种“无善无恶”的本来的纯真世界。这正如王阳明所说：“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若无真己，便无躯壳，真是有之即生，无之即死。”(《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上》卷一)这个也就是“明镜”的境界。“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同上)在禅宗看来，“明镜”就是“照心”。慧能曾偈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坛经·行由品第一》)王阳明从“明镜”中看到了“照心”的“真己”。

67、所以，“良知”就是我们的“本心”，就是我们的“本性”，就是我们本来圆满成就的“德性”，只有“良知”的表现与实现才是我们生命所应有的本来面貌。

68、朱陆都认为理是世界万物的终极本原。但是陆九渊借助的是儒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以为“心即理”，万事万物皆由心而生发。“

69、大意：人应当知学。求学讲论无非是涵养德行。不求学讲论，只是因为涵养的志向不够真切。

70、是说，“天理”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人们应该“知行合一”地去提高内心的修养和智识，去除自己的私欲与杂念，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运行，即所谓的“致良知”。在王阳明的设想中，每个人只要回归到自己的内心，唤起最本初的良知，那么人人皆可为圣，社会大治也就能够实现了。

71、人但凡能够做到喜欢善良象喜爱美色，厌恶恶行象讨厌恶臭，那便称得上是圣人了。阳明先生告诉弟子，人只要喜欢善良象喜爱美色，厌恶恶行象讨厌恶臭，那便称得上是圣人了。圣人的学问，只是一个诚罢了。

72、要强调的是，这一“本心”原来是包含着最高的“天理”或者天道的，“天理”不外乎人心，天道即是人道，所以“天理”就存在于人心，天道即是我们的“本心”。说“心即理”，就是要我们都要明白这样一点：我们的“本心”或者本质原本就是与天道相一致的。人之所以可能是高尚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心即理”的观点，其实就是要我们能够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本质原本与天一般高明，与地一般博厚，这样我们才能够光明正大，在天地间堂堂正正地做个人。“心即理”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立足的基点，有了这个基点，我们的生活才不至于会迷失方向；有了这个基点，我们才能够真实地把我们自己的本质表现在生活实践的各个领域。

73、明朝扳倒奸臣严嵩，肃清朝纲的阁老徐阶；架空皇权，开启改革，为大明续命半个世纪的张居正；明末清初被誉为中国启蒙之父的黄宗羲，无一不是阳明心学的传人。

74、我们今日的社会，物质资料可谓已经是极大地丰富，但物质的追求是不是就是我们人生的全部意义？物质欲望的满足是不是就是我们人生的全部价值？如果不是，那么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关照一下自己的心灵状态？

75、感悟：耽误人的其实不是诋毁，而是看不到自己的一颗心狭隘戾气，不够宽容和涵养，又把精力放了太多在诋毁上，那么就既在加剧心中恶疾，又没有时间精力去改善这种状况。

76、原文：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

77、原文：克己须要扫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则众恶相引而来。

78、心外无理是王阳明接着陆九渊“心即理”讲的。在他们看来，理本来是客观实存的，除了蕴含在事物之中以外，理又存在于每个人心中。但阳明认为，每个人如果要认识事物之理，都是从心上做功夫的，而不是对事物本身的穷究。在这个意义上，王阳明说心外无理，人所认识之理都是在自己的心中。

79、感悟：肤浅浮躁的心，总是会本能地往舒服上跑。越是贪恋舒服，就越不会成长、成熟，甚至还会更加肤浅浮躁。所以要扭转这种状况，就要逆着自己的性子来，越不想做什么，就越要耐着性子去做。这正是对自己心性的磨砺。

80、大意：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如果在容貌上下太多的功夫，往往就不能照管到内心了。

81、知行合就是要坚持常道和扩充仁义礼智之心。“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其见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

82、 这种批评首先体现在从肯定个人的权利出发质疑正统儒学的相关看法。黄宗羲认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15 这里的“自私自利”不能狭义地理解为追求个人私利，而应视为对个人所拥有的权利的确认。人生而具有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这一观点类似于近代西方启蒙学者的天赋人权，它与传统的正统儒学的观念相去甚远。按黄宗羲的理解，君主最大的危害之在于剥夺了每个人都拥有的正当权利：“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16基于如上观念，黄宗羲对君主在政治结构中的作用也提出了与传统观点不同的看法，认为设立君主的原初意义主要在于治天下：“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17治天下的具体内容，则是使天下受其利：“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18根据这一分疏，治天下的前提便不再是仅仅维护君主个人私利，而是实现天下万民的利益，君主的职责，也主要体现于此。基于以上前提，黄宗羲对以往君主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抨击，认为其非正义性在于仅仅为一姓，而不是为天下。可以注意到，黄宗羲对传统社会政治的理解，蕴含着内在的批判意识，后者既以肯定个体具有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为前提，又具体地展开为对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分析。在这里，黄宗羲一方面继承了心学独立思考的取向，另一方面又在更现实的层面上体现了批判精神。 对现实的关切，是浙学的特点之王阳明体现了这一特点，受王阳明心学影响的黄宗羲也并不例外。首先，黄宗羲认为学道和事功非两途。“学道”主要表现为把握儒家所认可的真理，“事功”则是具体的经世治国过程，在黄宗羲看来，两者并非彼此相分。有鉴于明清之际的社会巨变以及心学末流各种流弊的产生，黄宗羲把事功问题提到突出位置，其中同样体现了现实关切的取向。由此出发，黄宗羲从社会结构、传统演化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看法。 从社会结构、社会分层来说，传统的主流观点一般把农放在首要位置，而对于工商，尤其是商，则往往持贬抑的态度。与这种观念相对，黄宗羲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看法：“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19这里的基本之点，在于肯定工和商都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两者在社会演进中都不可或缺。对工商作用的以上理解，既注意到两者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也体现了对社会运行和发展机制的现实关切。 

83、在外王方面，王阳明认为，致良知要把人的本心和善性推而广之，惠及他人和社会，“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之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也。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

84、心学观点，这就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心灵状态。心灵光明磊落而严正崇高，世界就光明磊落而严正崇高；心灵若阴幽黑暗，生活就阴幽黑暗。我们的生活行为是在我们的心灵状态主导之下的行为，而我们所享有的世界，就是我们行为的直接结果。在这一意义上，至少我个人以为，王阳明的观点，仍然有指导我们今日之生活的实际意义与价值。

85、指的是人的一种心理或生理状态。他认为，人的这种生理心理品性和人的社会行为之间虽有联系，但并不是必然的、唯一的关系，即人的气质并不能决定人的善恶贤愚，并不能决定人的最后归宿，学能变化气质。

86、看完此篇，其它讲阳明心学的课程，就不用再花冤枉钱去学了，因为这里提供的是最清晰最透彻的版本。

87、课题项目：贵州师范大学2015年博士科研启动项目“王阳明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015年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价值与应用研究”(2015SSKl8)。

88、明明德与亲民是体与用的关系，只有明明德，才能亲民和治平天下，“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之一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夫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谓家齐国治而天下平”。

89、　　意义：阳明心学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学说之一。阳明心学不是唯心之学，也不仅仅是心理之学，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既强调道法自然，又主张天人合更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等一系列哲学思想之集大成。

90、首先，“心即理”的实际意义，是要为我们的心灵确立一个可靠的依止之境，也即是《大学》所说的“止于至善”，天道、天理即是“至善”，即是我们生活意义的根本座标与价值的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