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黄宗羲(67句文案)

黄宗羲

1、《周髀算经》采用最简便可行的方法确定天文历法，揭示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囊括四季更替，气候变化，包涵南北有极，昼夜相推的道理。给后来者生活作息提供有力的保障，自此以后历代数学家无不以《周髀算经》为参考，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黄宗羲)。

2、他于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写出了古代杰出的民主启蒙代表作《明夷待访录》。

3、时间再过一年，木匠皇帝天启以二十三岁的年纪挂掉，由其弟十六岁的朱由检登基，即为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崇祯上任伊始，颇想有一番作为，来挽救明王朝的颓败，便着手整顿朝纲，开始清算阉d，钦定“逆案”，魏忠贤上吊自杀，客氏在浣衣局“掠死(被打死)”，其余阉d分子被磔(分尸)、斩立决、秋后处斩及充军、罢官的，共计二百余人，可谓是崇祯年间的“拨乱反正”。

4、公元1630年，黄宗羲经人介绍，加入东南士人政治团体复社，并参加复社的金陵大会，

5、随着大顺军攻入北京，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崇祯以发披面吊死煤山，明王朝北京政权垮台。接着，山海关外的女真人在汉奸吴三桂的向导下破关而入，赶跑了皇帝宝座还没坐热乎的李自成。清军入主中原，明朝宗室及文武大臣大多逃往南方，据半壁江山抵抗清兵，先后建立弘光政权、鲁王监国、隆武政权、绍武政权、永历政权。第一个建立的弘光政权，是由凤阳总督马士英扶持从河南逃来的福王朱由崧(其爹被李自成的大顺军给下火锅吃了，见平馨论《砸人家饭碗，后果真的很严重！》)在南京即皇帝位。而为马士英策划这一切的，是蛰居南京乡下的阮大铖，因此阮大铖很快得到起复，官居弘光小朝廷的兵部尚书。弘光朝政遂为马阮二人把持。阮大铖上台，终于一吐自崇祯元年被罢官以来十七年的怨气，炮制“顺案(既是指李自成的“大顺”，又是为当年崇祯钦定的“逆案”翻案)”，要把在《留都防乱公揭》上签名的一百四十人全部杀头。

6、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黄宗羲)。

7、论者谓一代有一代之法，子孙以法祖为孝。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乃必欲周旋于此胶彼漆之中，以博宪章之余名，此俗儒之剿说也。

8、隐居在化安山上的，是早已超然物外，坐看云卷云舒的智者。

9、黄宗羲比王阳明还更重要——《明夷待访录》读书笔记之四

10、无独有偶，黄宗羲中国式的民本、民权与民主思想，居然与尔后的西方启蒙思想有巧合性的衔接，这也应该实证人类的思想意识本来具有某种共通性的意蕴。即使中西方思想远距千山万水，其间隔离千沟万壑，但共识性的精神桥梁于冥冥之中时有贯通。

11、得到消息后，黄宗羲踏上进京为父陈冤，替父报仇之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对簿公堂时，黄宗羲锥刺许显纯，痛殴崔应元。六月，刑部公审另外三位阉d成员，黄宗羲于公堂之上再次锥刺李实。刑部公审后，许显纯、崔应元、曹钦程等人论死(后曹钦程逃脱)。黄宗羲又与同难d人子弟一起，群殴北镇抚司诏狱狱卒叶咨、颜文仲致死，这是黄宗羲一生中唯一一次杀人记载。

12、　　黄宗羲思想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是其批判求实精神及力主改革的理论勇气，这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志于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文精神和历史使命感，也激励着我们今天坚持改革的决心和理论创新的勇气。尤其是作为有社会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更有必要学习和发扬黄宗羲的批判精神，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

13、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

14、首先，“回向三代”构成了近世新儒学政治思维的一个重要基点。在宋儒道统论谱系中，三代圣王是“道治合一”的理想象征。孔子以降则道统、治统二分，故后世君主之权威性与先代圣王不可同日而语。在黄宗羲那里，三代与后世，上古圣王与后世君主的差异，乃被作为一种批判现实政治的理论支点而受到强化。因此从理想中的圣王立制，并不能推出其在现实中的君主立法。

15、天启年间，魏忠贤任司礼秉笔太监，称“九千九百岁”，d徒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连袁崇焕都为他修造生祠

16、给后来者生活作息提供有力的保障，自此以后历代数学家无不以《周髀算经》为参考，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

17、黄宗羲的人生结束了，几十年风雨，几十年飘摇，

18、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清廷调集重兵攻击鲁王政权根据地舟山。鲁王小朝廷抵抗十分顽强，半个月后，舟山沦陷，自鲁王以下全部壮烈献身，其中包括黄宗羲的好友张肯堂、吴钟峦等人。顺治十四年(1659年)，郑成功趁清军主力集中于西南围攻永历朝廷，东南守备空虚之机，与张煌言一起率大军入长江，准备进攻南京。但天不遂人愿，在浙江沿海遭遇台风，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回海上。而在这之前，黄宗羲和钱谦益甚至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旦反攻南京的战斗打响，他们将作为内应与郑军合力夺取城池。舟山惨剧和郑成功的功亏一篑，给黄宗羲以强烈的震惊。

19、这说明，历史发展已经提出了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的课题。黄宗羲的思想主张恰恰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潮流，并成为这一潮流的产物。

20、可见，洛克反对君主制有破有立。他比黄宗羲反专制思想只“破”未“立”更进一步，他的反君主专制的全面性是他所处的国度及所获得的思想资源的丰富性形成的学术优势。

21、黄宗羲死后就葬在余姚城东南10公里的化安山下的龙山东南麓，现属陆埠镇十五岙村，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抗清斗争失败后，梨洲先生于晚年建龙虎山草堂于化安山，从事读书著述。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冬，先生79年岁时，就在此自觅墓地，营建了极其简朴的生圹，并作诗留存：“空谷登登相杵频，野狐蛇鼠不相亲。

22、把持弘光朝廷的马士英，让阮大铖担任兵部尚书。

23、当一切尘埃落定时，这个身经明清两朝的男人，最终走向书斋。

24、顾炎武(1613-1682),万历四十一年---康熙二十一年

25、学术竞争比之文字霸权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华夏文明的存续虽然屡屡遭际落后的异族侵凌，但运用皇权思想驯化于民却是汉人与异族统治者的法宝。因而华夏历史流淌着奴化民众的泗水，经历异族浸染后，在旋涡之中转了一圈，又逝者如斯地水花弄溅般涌出灞桥。接过皇权接力棒的异族统治者毫不迟疑地用鞭子驱赶着奴性大众奔向君主专制的传统文化海洋！

26、清朝顺治之后，康熙登基，这位雄才大略的满族皇帝除鳌拜，平三藩，收复台湾，四海一统，表现出极度的自信和对汉文化应有的尊重和推崇。对比明末乱世和康熙盛世，黄宗羲心中的华夷之防最后也渐渐冰释，甚至还派出弟子参加清廷的修史工作。

27、datongsixiangwang@1com

28、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

29、李贽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而自居，对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重农抑商、假道学、社会腐败、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

30、对于甲申北京巨变和南京的弘光政权，生活在远离政治中心的黄宗羲并不清楚。就在阮大铖已经对《留都防乱公揭》上签名同志开始举起屠刀的时候，黄宗羲还蒙在鼓里，他正从家乡赶往南京，想去打探最新和可靠的时事信息，在途中恰逢被阮大铖爪牙逮捕的复社同志周钟。虽然周钟向他倾吐了冤屈，但当时的黄宗羲还认为事态没有那么严重。

31、当一切的努力最终都化为乌有时，满清统治中国的大局已定，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绝望感攫住了黄宗羲的心灵。多寿则辱。在这几年间，黄宗羲又接连失去最疼爱的小儿子阿寿和孙女阿迎(夭折的时候连名字都没有)。随着年岁的增长，当年一起科考的同学，一起痛骂阮大铖的复社同志，一起起兵抗清的战友，也一个接一个的故去。

32、厘清了“治具”一词的内涵，那么以“出天下治具”为任的学校，自然就是创制立法的机关所在。从思想逻辑上看，黄宗羲主张学校立法乃是十分自然的结论，因其既不主张生硬套用经典记载的古代制度，那么“六经为法”之所以可能，就必须有一群立法者，能够从经典中提炼根本的制度典范与制度精神，并结合历史经验与客观时势，不断赋予其新的制度形式。这一创制立法工作，需要将经史知识与现实问题融合为一的实践技艺。在黄宗羲的制度设计中，由名儒硕学与退处宰执为主体的太学师儒群体，正是承当这一职责的不二之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儒生创制立法意识，乃是贯穿于黄宗羲本人及其开创的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的整体学术精神之中的。

33、　　浙江学人历来富有批判精神。许多浙江思想家，如东汉的王充，宋代的陈亮、叶适，明代的王阳明、刘宗周都继承发扬了这种精神，从而形成了浙江文明史上一个优秀的传统——浙学传统。黄宗羲即是浙学传统的典型代表。

34、在黄宗羲看来，皇帝治下的政治秩序就是“家天下”制度，此种专制是“天下大害”。而维护君主利益的律法乃是“一家之法”，君主的独断与专横，颠倒了“天下为主，君为从”的主从关系。君主将天下的利益尽归于己，造成了野心家以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方式追逐天下最大的利益，形成了天下大乱和王朝更替的恶性循环。因此，必须以“天下之法”代替“一家之法”，废除一姓私有的君主专制制度。

35、“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它的卦象为上坤下离，意指光明隐入大地之下，四周都晦暗不明，天下大难。象征着明朝已经沦亡，随着清朝的建立，中国也就陷入了极度黑暗之中。而作者生于如此昏暗的时代，已经无力回天了，他只能将“国家治乱之原”和“生民根本之计”著述成书，留待后世借鉴。

36、　　中国古代社会以农立国。上古时商业并不发达，没有农商之争。到春秋战国时期，商贸日益发展，本末问题遂出现。秦汉以后的统治者与思想家大都主张农本商末、重农抑商。但黄宗羲则借“古先圣王”之口对本末问题作了新诠释。他说：“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治之以末，倡优有禁，酒食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息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也就是说，圣人所谓“崇本息末”，是崇尚礼治，而禁绝巫蛊、佛事、倡优、奇技淫巧之类不切民用的末业，非贬抑工商之类有利民生的本业。“工商皆本”主张是对千百年来“重农抑商”政策的历史性批判，反映了发展商品经济的强烈要求。

37、世之为臣者昧于此义，以谓臣为君所设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后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后牧之，视天下人民为人君橐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讲治之牧之之术。苟无系于社稷之存亡，则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虽有诚臣，亦以为纤芥之疾也。夫古之为君者，于此乎？于彼乎？

38、倘将李先生的这段文字与麦基文《宪政古今》中对于英国古典宪政的描述对看，那么“六经为法”所蕴含的宪制意义就更显清晰：

39、黄宗羲小时候很皮，不像正经书香门第家的子弟一样，一心只读圣贤书。

40、　　               启迪思维

41、黄宗羲认为正因君主是人民的公仆，所以“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需要用任期制来结束公仆的服务期限，以免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尧舜在晚年都禅让了，此所谓“入而又去之者”。这才是人君的职分，因此黄宗羲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

42、访求足迹几乎遍及大江以南所有著名藏书家。后来祁氏“澹生堂”藏书散出，精华亦大半归于他。并与许元溥、刘城约为抄书社，世所罕见之书，多赖以得传。

43、黄宗羲进一步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制，他指出，专制帝王的法，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统治而制定的，因而是非法的。

44、顾炎武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提倡实学，批判理学空谈。

45、话说黄宗羲陈情请辞的理由是为了照顾家中老母。这年夏天，被激怒了的大清帝国朝廷向地方各级督抚府台发布命令，凡有不肯归顺的明朝遗臣，将其家族情况悉数记录上报。黄宗羲听到这一消息，“方寸已乱”，于是向上奏请回家。谁都看出得这只是一个堂皇的逃跑借口，但请辞既顶着孝道的美名，自无不准之理，于是黄宗羲得以体面地逃跑。此时的浙东战事还呈胶着状态，大清帝国要把散布在天涯海角的残明势力像挤干海绵里的水一样一点点地挤出去。不久前，黄宗羲就亲身经历了被大队清兵围困孤岛的厄境。那次要不是荡胡伯阮进率百余艘楼船来救，鲁王朱以海和他的臣下们早就死过几回了。

46、他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一生著述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 

47、这两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网约车政策落地别再慢吞吞》文章。文章批评说，网约车合法化已经一年了，但是发放许可的进度和节奏跟不上现实所需。一些城市网约车司机考试因命题过难，通过率不到10%。开网约车，真的必须知道“黄宗羲是哪个朝代的”吗？

48、洛克也看到了政府收税的不合理的一面，他认为每个个体在自然状态下应拥有财产的天然权利，政府制订赋税制度与收税，即“政府存在的目标是为了保护财产权利。”因为财产是先于政府存在的，因此“政府并不是财产权利的唯一来源”。既如此，政府也不能随意挪用个人的财产，随意增税。在这里，洛克的思想与黄宗羲的思想分叉了，黄氏只注意政府税收的加重产生的不合理性，以及变革后反复加重负担的规律性。而洛克则追问政府为什么要收税，本来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体的财产权利，因此必须对政府的行为和权力加以制约。政府不能随意拿走个人的财产，不能随意增加税收。洛克认为一个完整的经济主体可以在没有政府的状态下存在。因此在洛克的理论中，私人与政府的关系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理喻中的从属关系。政府的重要性在洛克这里被大打折扣了。洛克强调，为了保护私有财产，政府的赋税制度与收税必须通过法律予以限定。

49、但如果明朝一直存在下去，不曾灭亡，黄宗羲可能会在读书、应考、会友中度过平凡的一生。黄宗羲从二十岁到三十二岁时，先后四次跟风参加乡试，但均名落孙山。他还多次走出偏鄙的余姚黄竹浦，到杭州、宁波、南京以及皖南等地会友交游。其中，黄宗羲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经人介绍，加入东南士人政治团体复社，并参加复社的金陵大会，从此接过父亲的衣钵，参与士人政治生活；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第二次赴南京参加乡试期间，参加明末闻名士林的“桃叶渡大会”，公然声讨阉d余孽阮大铖；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作为东林d遇难家属代表，在《留都防乱公揭》上领衔签名，以“大字报”形式再次声讨阮大铖，由此与阮大铖接下梁子，阮大铖对黄宗羲一班士子恨之入骨。

50、　　黄宗羲“一本万殊，会众合一”的哲学史观与学术史观，可以启迪我们的思维。“一本万殊，会众合一”的思维方法，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既是开放性思维，又是包容性思维。有人说，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只有宏观的综合而缺少微观的分析，这是一种偏见。如果没有分析，能够把握万物之殊吗？如果没有综合，能会集各家之长成一家之言吗？所以，黄宗羲的辩证思维方法是深具启发性的，尤其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文化创新、提升中华文化自信是具有积极指导作用的。

51、从而使他易于摆脱理学教条和迷信思想的束缚，能用比较求实和比较科学的方法来观察分析社会政治问题。这也是他的先进思想所能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

52、(1)从思想主张本身看：黄宗羲从抨击封建君主专制角度对封建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并且将君主专制置于人民的对立面，提出由公众判断天下是非。这些都是前人未曾明确提出的、具有民主色彩的进步思想。

53、后代做人君的却不是这样了。他们认为天下的利害大权都出于自己，我将天下的利益都归于自己，将天下的祸患都归于别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让天下的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将自己的大私作为天下的公利。开始时对此还觉得惭愧，时间久了也就心安理得了，将天下看作是广大的产业，把它传给子孙，享受无穷。正如汉高祖所说的“我的产业所达到的成就，与二哥相比，究竟谁多呢？”他的追逐利益的心情，不知不觉已流露于言辞了。

54、(2)从社会、经济根源看：明清之际封建专制制度进一步加强，并且走向腐朽没落；八股取士、文字狱严重限制和束缚了进步思想、学术的发展；同时，商品经济获得空前发展，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得到缓慢发展。

55、而山民回报他们的是放火烧了他们的寨栅，杀死两名领队，其余人或死或逃。

56、几日后，刑部审讯李实。一旁的黄宗羲又掏出铁锥，正想故技重施，吓得李实赶紧招供。

57、黄宗羲知道，大明根基已经腐朽殆尽，无论是阉d上台，还是东林执政，都挽救不了帝国覆灭的命运。

58、随着大顺军攻入北京，公元1644年3月19日，崇祯以发披面吊死煤山，明王朝北京政权垮台。

59、至此，大体可概括出黄宗羲治人治法之辨的基本思想意涵。在他那里，“治人”与“治法”之辨并不能化约为“人治”与“法治”的二元区分，而是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治法”首先指向一种纲领性的宪制结构与制度系统，其内涵不同于传统治术意义上的“法”。其对于“唐任人，宋任法”，“一代有一代之制”的批评，正指向历代王朝政治不能取法三代确立起一种根本的政治纲宪。其次，在具体的法制层面，黄宗羲并不主张一种能够完全客观自行的法度观，而是强调善治之本在于客观法度与道德智慧之间的良性张力。这种张力主要体现在“守法”与“立法”两个方面。首先，个体的政治责任伦理，是良法切实发挥效用的前提，“夫天下有不可叛之人，未尝有不可叛之法”。再者，法度本身绝非一人一时之智所能穷尽，其具体形式乃在具体的时空中不断演进完善，因此需要明智而具有实践智慧的立法者根据对“先王法外之意”，亦即三代立法精神的不断阐释来因时损益。

60、根源：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产生和发展，由于他们力量弱小，难以对抗强大的封建顽固势力，因此，新兴阶级的政治梦想只能在思想领域上表现出来。

61、具体的法度细节，原本不是《原法》篇的讨论重点。无论如何，作为宪性原则的成文法必然是简而不苛、约而不繁的。它仅仅关涉政制体制最根本层面上的制度系统与制度典范，而并不触及过多具体规则。

62、作为网约车司机，如果外地乘客坐你的车，正确姿势是什么？当然是开动你的知识库，变身百晓生啊。

63、马士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是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奸臣，但最后又在抵抗清军中殉国

64、　　岁在壬午，余与晦木泽望入四明，自雪窦返至过云。雰霭淟浊，蒸满山谷，云乱不飞，瀑危弗落，遐路窈然。夜行撤烛，雾露沾衣，岚寒折骨，相视褫气。呼嗟咽续，忽尔冥霁地表。云敛天末，万物改观，浩然目夺。小草珠圆，长条玉洁，珑松插于幽篁，缨络缠于萝阙。琤琮俯仰，金奏石搏。虽一叶一茎之微，亦莫不冰缠而雾结。余愕眙而叹曰：“此非所谓木冰乎？春秋书之，五行志之，奈何当吾地而有此异也？”言未卒，有居僧笑于傍曰：“是奚足异？山中苦寒，才入冬月，风起云落，即冻飘山，以故霜雪常积也。”

65、　　哲学思想。黄宗羲后半生长期从事学术史思想史的整理，沉浸在深刻的哲学思考之中。他需要对历史上的治乱兴亡，特别是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社会大变动作出哲学的回答，对憧憬中的未来社会——“民主君客”理想国作出哲学的论证。他在哲学上的理论创新，是建立了基于“工夫”实践的“力行”哲学，提出了“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必以力行为工夫”“致良知即是行良知”的哲学命题，实现了从阳明心学到“力行”实学的转型。在知行关系上，黄宗羲特别强调实践之“行”的作用，将传统儒家的“学、问、思、辨、行”等致知环节归结为一个“行”，强调“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又提出“致字即是行字”，将王阳明的“致良知”导向“行良知”，即“良知的实践”。“力行”哲学模式开拓了清代实学新方向，对儒学超越宋明理学而走向近代实学作出了贡献。

66、作为长房长子长孙的黄宗羲，不得不以稚嫩的肩膀扛起全家的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