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朱熹的诗作(25句文案)

朱熹的诗作

1、《牧斋净稿》诗集中，朱熹写有《柚花》诗，注明“甲戌”即绍兴二十四年甲戌(1154)。柚子花春季萌发时抽梢后开花，一般集中在每年的3月下旬至4月下旬间开放。接着，朱熹又作描写夏天、秋天的诗《夏日》《秋夜叹》。之后才排长泰之行期间的几首诗。这说明朱熹长泰行确是在次年绍兴二十四年(1154)的秋冬之际。《登罗汉峰》排首，紧接着的是《登面山亭》《双髻峰》《涉涧水作》。从排列顺序及到长泰时间、季节，以及描写的心境来看，这四首诗应是同时在一地所作的诗歌，即应为朱熹登罗侯山之作。明万历元年(1573)《漳州府志》载：“罗浮山，《县册》作‘罗侯’，在县后，顶圆而秀，县治儒学在其麓。”(13)清乾隆《长泰县志》卷一《舆地志》载：“罗侯山，在县治后，山圆而秀，县治儒学在其麓。宋朱文公守郡。行县，盖有仰止亭。明令张杰夫，表其前亭曰：罗峰名胜。”卷二载：“五代南唐保大十四年，以武安场为县，始建邑治于罗侯山之南。”(14)自后周显德二年(955)长泰建县，县署设在罗侯山麓，即今县政府所在地。历经千年，其址未变。罗侯山南麓建有县署、文庙、学宫等。朱熹任同安主簿兼管同安县学，到邻县长泰按公事、游历，到长泰县衙之后，如先登县城北县衙后面的罗侯山，再登县城南的面山亭，最后到县境东的双髻峰，再回同安，则顺理成章。因此，朱熹首次到长泰，登县城北罗侯山作诗，登县城南登科山必作诗，到县境东双髻峰也作诗，对于正处于诗歌创作高潮的青年朱熹，成为必然。但此次金元鼎是否还在长泰，是否有接待朱熹，因金元鼎行踪不明，没有记载。朱熹晚年时绍熙元年(1190)知漳州，也再次到过长泰县，旧地重游再登罗侯山。此时，长泰县学已迁至罗侯山麓县衙东侧(现长泰宾馆一带)。

2、梅花发，寒梢挂著瑶台月。瑶台月，和羹心事，履霜时节。

3、(40)无论《全宋诗》还是《朱子全书》都将这组“训蒙绝句”单独编为一卷，并在卷首附有特别的说明，认为尽管这组诗歌无论在具体数量还是真实作者身份上历年来一直存在争议，但通过不同版本的比照与校对，还是一致认定作者为朱熹，数量为九十八首无疑。参见傅璇琮等编：《全宋诗》卷23第4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7671页；以及《朱子全书》，第26册，1-2页。(朱熹的诗作)。

4、　　正是在“以诗说诗”、回到诗作本身的观念引导下，朱熹以为：“学者当兴于诗，须先去了《小序》，只将本文熟读玩味”(黎靖德80:2085)。 　　这里所说的“只将本文熟读玩味”，宜与《诗集传序》最后部分回答“其学之也当奈何”的段落对读。关于“学诗之大旨”，朱熹一方面对严格依循《诗》本身的特点提出要求——“本之二南”、“参之列国”、“正之于雅”、“和之于颂”；另一方面，也从“章句”、“训诂”、“讽咏”、“涵濡”等方面概括地提出了理解和解释的方法。 　　章句和训诂，是理解任何古典经典的前提，讽咏和涵濡则更切近《诗》之为诗的本质特征。 　　特别是“涵濡”一词，朱熹间以“涵泳”一词代替，曾在多个地方以不同方式表达，应该说并不是《诗集传序》中独有的概念，它显然与朱熹整个《诗》学思想一脉相承。 　　比如，《朱子语类》中记录了这么一段对答： 　　问：“看诗如何？”曰：“方看得《关雎》一篇，为有疑处。”曰：“未要去讨疑处。只熟看某注得训诂字字分明，便却玩索涵泳，方有所得。若便要立议论，往往里面曲折其实未晓，只仿佛见得，便自虚说耳，恐不济事。”(黎靖德80:2088) 　　这段话中，“玩索涵泳”的意思，又在另两处出现： 　　读《诗》之法，只是熟读涵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务自立说，只恁平读着，意思自足。(黎靖德80:2068) 　　问学者诵《诗》，每篇诵得几遍？曰：“也不曾记。只觉得熟便止。”曰：“便是不得。须是熟读了，文义都晓得了，涵泳读得百来遍，方见得那好处。那好处方出，方见得精怪……须是杀了那走作的心，方可读书。”(黎靖德80:2087) 　　《朱子语类》和《朱子文集》中，类似的说法亦复不少。表面看来，朱熹这里不过是在讨论读书法或读《诗》法，但其中蕴含的意思却是很清楚的。是《诗》的本文而非汉儒的《小序》乃是涵濡、讽咏的对象。正是在熟读玩味本文之滋味的基础上，人们才能见出义理，而不是相反。本文即诗本身才是意义的直接来源。 　　因而，《诗集传序》对《诗大序》的曲折修正，就不仅是置“性”、“欲”于“风”、“教”之前，以及以理学悄然替换经学这两项内容。当朱熹在检验《小序》真确性的同时一再强调“讽咏”、“涵濡”，他已经把对《诗》的最终解释权不自知地交还给了每一个读《诗》者。 　　细究朱熹的这些言说，如钱穆所言，反映了作为一代理学家“能以文学家的眼光读《诗》”并“解脱了经学的束缚，而回归到理学家的义理”的风貌(4:61)。但以文学家的眼光读《诗》，不是朱熹的真正意图，更不是他的最终目的。 　　无论原来用于《诗集解》的序言是由于偶然还是出于有意为之的安排，被置于今本《诗集传》之首，从这个“美丽的错误”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清宋儒朱熹从实质上改写《诗序》——无论是《大序》还是《小序》——的意图。因为这种改写，《诗经》解释传统和文学与思想史的版图发生了决定性变化，而这种变化却是通过在表面上照着汉儒继续往下讲、而实际谋求深刻变异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只是，我们应该意识到，朱子这种“以诗说诗”、“玩索涵泳”的原则，也许反过来会背离他的理学原则；他对汉儒的巧妙修正乃至公然反动，也并不必然带来“性情之正”和“修齐治平”的正面结果。至于此后数百年间官方意识形态所赋予的巨大“哀荣”，就更无法让我们忽视他解《诗》的原则与他的整体思想主张之间的强烈反差了，毕竟思想史自有思想史本身的内在逻辑。 

5、今天麻步镇尚有盖竹村，它位于镇东北二公里，这与清乾隆《平阳县志》：“二十都：盖竹、新洋、郑岙、茅步(麻步)。”的区划疆里相近，《平阳地名志》遂把它定为“宋时此处竹林荫翳，覆盖村庄。”的古盖竹。但是，他不是历史上名人辈出古盖竹之地，现在的盖竹村后山并不高，虽然绿竹连山，但无华盖、龙潭、醉翁岩等名胜可揽。离此二里许，有沿口，村居古老，并有昔时的古道越岭至梅溪。古道口的东山寺，始建于唐乾宁间(公元894～898年)，山上尚有“龙潭背”、“和尚垟”、“渔池”之地名，倒有几分“古盖竹”的踪影。然而现实是此“盖竹”却不是彼“盖竹”了！！   

6、从《寄诸同寮》诗句内容来看，是寄给很遥远的同僚的，所以朱熹才发出“遥知江树已芳菲”“落尽梅花未得归”这个季节当是冬末春初，与朱熹秋冬之际长泰行时节不同。

7、朱熹九日山诗所提到的知郡傅丈，名自得字安道，与朱熹有先人之旧。傅自得为文，“其气骨雄健而关键谨严，波澜浩泳而语意精切，丞相张浚及尚书左丞叶梦得、翰林汪藻、中书含人张镍、尚书郎新安朱乔年得其文，皆爱重之。所著至乐斋三十卷。”(《泉州府志》)朱熹在泉州候批书时，傅丈剖目相待，交往中并特地载酒到九日山探望他，他们夜泛小舟，弄月剧饮。此后，朱熹在《次韵傅丈武夷道中五绝句》中有：“常记桐城十载前，几回风雨对床眠”之句，这里“桐城”，是指刺桐城。朱熹离开泉州二十七年后，傅自得去世，他特地从闽北到温陵吊丧，诗《伏读云台壁间秘阁郎中盘谷傅丈题诗齿及贱名，追怀曩昔，不胜感涕，辄次元韵，呈诸同游，计亦同此叹也》云，“提携当日忝忘年，曾向瑕丘独请前。喜看玄云生素壁，恍疑后学厠先贤。公游汗漫今何许，我病摧颓久自怜。只有空山无岁月，倚天寒木但苍然。(是日景仁、景初二兄行视卜宅亦宿山间，谨并录呈，尤剧悲怆耳。)”千里迢迢，从武夷到温陵吊丧，而且从诗中的“提携”、“请前”、“喜看”、“恍疑”，可见其对傅自得的敬重，非同一般。

8、    第一次“中和之悟”源自于朱熹对他的老师李侗所传授的“静坐体认天理”的修行方法的怀疑。所以朱熹在1166年之后开始强调“心为已发，性为未发”，(23)认为人们应该从已发的情感与万事万物中静观、体认天理流行发见之初最几微的瞬间，涵养本心，然后试图找到具有道德性的天理人心最本源之所在。然而，当朱熹越来越多地思考以及身体力行这套修行方法，怀疑也随之产生。正如朱熹自己归纳的，这其中最大的矛盾来自于“已发”“未发”二分产生的逻辑窒碍：“未发之前不可寻觅，已发之后不容安排。”(24)既然已发与未发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态，而未发又是那样的缥缈神妙，这两者是不是在逻辑上永远都不可能形成真正的融会贯通？不可能真正地实现从已发返溯未发呢？于是，在1169年的第二次“中和之悟”以后，朱熹提出“性为未发，情为已发”(25)“心统性情”这样一来，人们对天理人性的领会在逻辑上就显得更为可行：在心的统摄范围之内，由关照情感的端倪出发，抱着敬畏之情来涵养本心，同时积极地学习与探索，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有步骤地实现对天理的探寻。正如朱熹在《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中表达的对程颐的理解：“涵养须用敬，格物在致知”在此之后，朱熹更进一步认为只有通过内在涵养，继而达到“七情迭用，各有攸主”的境界，看似缥缈难寻的天道方能进入人心，真正的“中和之妙”才得以实现。(28)

9、    之所以对这样一个重要概念进行有意无意的含糊处理，我认为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原因：与这一概念密切相关联着的是一个阔大的审美空间。体大精深的理学体系中关于个人工夫修养的核心问题竟是理学家们一直拒斥的美学问题，这是无论二程还是朱熹都无法正面阐释的。与非黑即白的严格区分好坏的社会或道德判断不同的是，作为连接内外、天命之性与个人情感的桥梁，“几”是处在一个阔大的审美空间中具有足够弹性和灵活性的概念。只有这样一个空间的存在，才能让人在常规的理性的知识获取方式之外，通过个人对已发的感悟获得非经验性的认识，而不是先入为主地加入外在的规定，导致循环阐释。在宋学中，苏轼实质对这样的审美空间作出了重要的描述，也因此招致了朱熹出于强烈的重建社会道德秩序的责任感而对他进行的批评。

10、另外林拱辰还是南宋杰出一位学者，其著作较多，有《经义考》注(佚)，另有《诗传》刊于平江，有《春秋传》30卷刊于婺州。其见《温州经籍志》、《宋元学案补遗别附》《后乐集》《后村大全集》

11、压架年来雪作堆，珍丛也是近移栽。肯令容易放春回。

12、       何时买得渔舟就，乞与人间画里看。

13、二十七年后，以九日山为题的诗作，又见两首，即《奉酬九日东峰道人溥公见赠之作》，诗云：“几年回首梦云关，此日重来两鬓斑。点检梁间新岁月，招呼台上旧溪山。三生漫说终无据，万法由来本自闲。一笑支郎又相恼，新诗不落语言间。”前四句见景生情，抒发他对旧地重游的情绪，后四句表明他的思想和宗教观点的矛盾。从前引题石佛院乱峰轩诗和赠溥公诗看来，朱熹官同安前出入佛老，而同安官后潜心“吾学”，思想境界已经有了变化，二十七年后的思想就更明朗了。另一首名《寄题九日山廓然亭》，诗云“昨游九日山，散发岩上石。仰看天宇近，俯叹尘境窄。归来今几时，梦想挂苍壁。闻公结茅地，恍复记畴昔。年随流水逝，事与浮云失。了知廓然处，初不从外得。遥怜植杖翁，鹤骨双眼碧。永啸月明中，秋风桂花白。”谓“归来今几许，梦想挂苍壁”，应是回闽北时作，中有“闻公结茅地，恍复记畴昔”之句，寄托了两度寓泉的怀念，而“了知廓然处，初不从外得”，又渗透了他的理学思想。

14、《泉州府志》尚收录不见于《文集》的九日山诗两首，不作具录，但从九目山诗的数量看，也可作为曾游寓九日山的旁证。

15、《双髻峰》《涉涧水作》这两首诗应是朱熹从长泰县回同安县途中顺道登览天成山之作。同安县与长泰相邻，天成山、天柱山扼长泰东大门，天成山中朝天岭有条通泉晋京的古驿路。往来也要经长泰到漳州。据乾隆《长泰县志》记载，东溪路开辟于唐朝，唐宋时期长泰东溪路是漳郡要冲，“昔为漳属朝京之路”。据宋嘉定四年(1211)进士的长泰人黄子信所作《东溪路记》载：“长泰僻在隅，惟自溪以东，接壤于泉之同安，最为要冲，凡部使者巡历，至贩夫贩妇，莫不往来于此。……沿路有桥六所，曰洋山、曰前洋、曰杨店、曰吴店、曰麻店，皆梁木为之。”(18)

16、自驾路线：根据导航定位到罗源县中国畲山水景区，行驶大概2小时即可到达！

17、(24)朱熹：《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朱子全书》，第23册，第3130-3131页。

18、《登罗汉峰》是朱熹收在《牧斋净稿》集的绍兴二十四年(1154)之作。而朱熹到漳州行役按事是绍兴二十六年(1156)。季春，他有诗送好友王季山赴龙溪县任县令。夏天，朱熹说“尝以事至漳，其教授陈君与予有故”。所以到漳州州学拜访儒学教授陈知柔。因此，笔者认为这首《登罗汉峰》诗也不是朱熹当年到龙溪县之后所作。

19、译文：只要是读书，就要每个字都读得很大声，不可以读错一个字，不可以少读一个字，不可以多读一个字，不可以读颠倒一个字，不可以勉强硬记，只要多读几遍自然而然就顺口而出，即使时间久了也不会忘记。

20、中晚年时，淳熙六年(1179)三月，朱熹到南康知军任职。朱熹任职二年间，写有《立秋日同子澄寺簿及佥判教授二同寮星子令尹约周君段君同游三峡过山房登折桂分韵赋诗得万字辄成十韵呈诸同游》，诗曰：“抗尘几何时，猿鹤共悲怨。岂知朱墨暇，乃适山水愿。兹晨秋令初，休沐谨邦宪。佳宾忽四来，英僚亦三劝。驾言北郭门，谢此旟隼建。散木山崔嵬，纵辔路修蔓。凭栏快倒峡，跻壑困脱挽。追攀林樾深，欢喜脚力健。登高眺远浦，众景争自献。何必仍丹丘，径欲凌九万。”(4)诗中的“抗尘”一词与上首长泰之行诗：“抗心”一词含义不同，这里的“抗尘”意指奔走尘世。宋王安石《上集贤相公启》：“为吏南州，抗尘末路。”指的是“抗尘走俗”。抗：举，引伸为表现。形容为了名利，到处奔走钻营。

21、    然而朱熹在诗里透露出来对这个问题却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在作为坚定的理学追随者的朱熹看来，“神心”是与生俱来、内在于人心的，它赋予人心内在的力量来区别好坏善恶。既然对人的存在进行判断的终极力量来自于这份内在固有的“神心”，那么直接涵养本心就已足够，自然不必通过煞费力气的写诗作文来感发本心、针砭善恶。更何况“多言害道”，写诗不仅分散精力，还会让人迷失在浅层的情感体悟当中造成“自诳”的效果。在朱熹看来，一切的天与人、外物与人心的关系都是由道决定的，因此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通过直接学道之外的其他方式得到。他认为自己在学道之前所有的徘徊于佛老的思想探索和写诗作文、沉溺于外物、纠结于心物关系的过往都是歧途，只有对于道心神心的体悟才有可能照亮世界、引发朋来。他为之前漫无目的的外在探索感到“闵默还包羞”，认为自己已然迷失甚远，需要“及此旋吾舟”。这正呼应了朱熹在李侗那里学到的修行法则：“学问之道不在于多言，但黙坐澄心，体认天理。”(15)在学道初期的朱熹看来，天理即是绝对的本质力量，而默坐澄心则是通向天理的唯一路径，其他一切皆属枉然与自诳。

22、(16)上诸诗引自(清)张懋建修、赖翰颙总辑：《长泰县志》卷十一《艺文志》，清乾隆庚午版，长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2008年，第256―258页；《长泰县志》附录长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年，第1099-1100页。

23、《西江月·睡处林风瑟瑟》宋·朱熹睡处林风瑟瑟，觉来山月团团。身心无累久轻安。况有清池凉馆。....

24、    我们知道，在理学研究领域，多数对于理学家的诗歌研究以学术补白为初衷，或者采用类似《性理群书句解》的阐释方式，将理学家诗歌视为追踪哲学思想的线索或阐释哲学的注脚。这实质上是将诗歌等同于说理的文字表达，而忽略了诗歌实为具有自身的历史传承、承载社会交往功能、帮助达成社会共识的文学文体，具有不同于普通文字书写的独特性和复杂性。